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他们本身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此无法具体阐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列宁领导苏俄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时间十分短暂。而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混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肃反运动扩大化的错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确立后，我国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正确认识、分析及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回答马克思、列宁等人没有积极回应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的任务。毛泽东在深刻总结苏共二十大所暴露的问题及其引发的事件的教训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中国实际出发，对我国社会矛盾做出了正确分析，创立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过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善于分清敌我。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属于敌人的范畴。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于反动派，则实行专政。1951年5月，刘少奇在审阅关于国营工厂内部矛盾的两篇文章的笔记中将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的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刘少奇认为，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是管理机关同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即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是一种根本上非敌对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三大改造开始后，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开始突显出来。党当时注意到了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党的认识是不充分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虽然创造性地使用了“和平赎买”的政策，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但由于其理论局限性，党并没有把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式方法上升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高度。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邓子恢两次谈到了“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他认为，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是有矛盾的，新社员与老社员，土地多与土地少的社员，这个社与那个社，合作社与互助组，合作社与个体农民都有矛盾。应该承认和知道“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因此，处理这些矛盾，不是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来妥善处理。”可以说，邓子恢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是符合我国实际的。但基于各种原因，邓子恢的认识在党内的影响十分有限。1955年到1956年初，毛泽东几次谈论了“人民内部关系”和“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1955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1955年6月，毛泽东对如何处理敌我矛盾作了详细分析，他认为：“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1956年2月，毛泽东在分析少数民族和民主党派问题时，指出：“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但是他已经认识到了要用非对抗性的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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