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宪政思想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萌芽，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末君宪宪政思想、资产阶级市民宪政思想以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宪政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形成了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宪政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代表人物的思想中。这些人物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是终究没有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自觉或不自觉的坚守着传统文化所赋予他们的观念，由于宪政文化的严重缺失，他们不得不向传统文化求救，这无疑是与虎谋皮，后果可想而知，众多畸形的宪政思想就这样慢慢形成。具体论述如下：

 一 、清末君宪宪政思想。

清末君宪宪政思想的起始时间为1870-1911年，也被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宪政思想，这一时期的先进人物开展的宪政运动主要是翻译西方宪法学理论著述，并且特别注重了翻译日本宪法学家的理论。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也撰写了许多有关宪法学的文章。 由于立宪主义思想的非内生性,这一时期我国宪政思想主要探讨这一外来理论如何作为拯救国弱与政府腐败及消弭内乱的济世良药。^[1]虽然该时期对人权保障已有认识,但当时引进宪法政治的目的仅仅局限于通过昌民权来保障君主地位进而平息内乱，抵御外敌。

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康、梁等人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着手探索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自强，在变法过程中，康、梁等人提出了“器”“道”皆变的主张，这是他们较洋务运动者的进步。但是，他们依旧没有挣脱出传统文化的束缚。康有为在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同时，反对自下而上的革命，坚持自上而下的改良，进而保皇，很显然，康有为对于人治仍旧抱有很大的幻想，以致于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纲常明教深恶痛绝，他的思想意识中一方面产生了革命的萌芽，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皇帝始终不渝的忠诚。成为一个时代变革的悲剧。梁启超对西方的宪政有着较为全面、较清晰的认识，并不遗余力的宣传它。但是他高高在上，沉湎于他这个阶层普遍具有的经营意识、精英文化，严重脱离实际，没有意识到或没有重视蕴藏在广大民众中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迷信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亦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由此可见，改良派的宪政主张，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初步融合的产物，但是改良派既没有形成系统的观点，更没有付诸政治实践的勇气和魄力，他们虽然对用西方议会制度来改造中国充满信心，但总的认识是肤浅的、膝胧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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