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的优势就是掌握了核心的版权资源，或者把绝大部分期刊的版权资源都买断了。中国知网如果没有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地不断涨价，有可能会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

现在各图书馆购买数据库的经费比例越来越高，许多图书馆40%的经费都会花在购买数据库上，并且订购具有延续性，“如果明年停了，就接不上了，所以他们就有恃无恐地老涨价，就是知道你们离不开我。”

“由于数据库涨价过高，图书馆目前正在全力与对方进行2016年的续订谈判。”2016年3月底，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消息称，2015年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知网”）的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的合同期已到，随时可能中断服务。

这则消息立刻引起高校和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北京大学一名研究生一下变得很焦虑：“知网如果停用，论文就没法写了”。事实上，此前中国知网经历过多次类似的“风波”。过去几年中，因其大幅度涨价，山东、云南、江苏、湖北、安徽、河北等地的多所高校都曾停用过知网。河北省教育厅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多高校早就不爽，一直在寻找替代品，但目前为止还没找到。”

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曾经与知网打交道的人，如今很少有人愿意多说。南京某高校图书馆的教师委婉地说：“因知网在图书馆界已成为一个敏感话题，不宜接受采访，非常抱歉。”

6月12日，事隔两个多月后，同方知网的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已与北京大学达成协议，并已签订续约合同，但这位负责人并没有透露双方作出了何种让步。

成立二十年来，“中国知网”在学术界究竟成为了怎样的一种存在？其涨价的根源在哪里？中国知网到底是一个什么网？

知网论文查重

“知网如果停用，论文就没法写了”

“中国知网”全称是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提出于1998年，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是中国最大的中文信息知识服务提供商。

中国知网在中国的影响深远。一位历史系研究生说，过去做学问的人都会制作很多小卡片，“把一本书中好的资料内容抄写在小卡片上，但现在只需要在键盘上敲下关键词，就可以找到国内权威的文献。”

1996年12月24日，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创刊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共有来自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及学术界、期刊、图书情报界、信息产业界的六百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1998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以下简称“电子杂志社”）正式成立，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系统工程全面启动。从此，“中国知网”的内容建设由电子杂志社承担，技术与服务由同方知网承担。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工商资料发现，目前电子杂志社的法人股东是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而该公司的法人股东是清华大学。

中国知网从1999年建立至今，作为国内知名度与论文载量均排在前列的中文数据库，一直位列国内各大高校图书馆的数据库名单中。

目前，《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是中国知网最主要的产品之一，它收录出版了中国的期刊杂志，以及学术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工具书、国内外专利，还有国家的科技成果，以及一些图书、图谱等。最早的一本刊物，甚至可以追溯到1915年。

根据知网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知网收录国内学术期刊8149种，全文文献总量45921420篇，其客户基本已涵盖各行各业：教育文化、党政社团、生命环境、基建能源、科研企业。

同方知网的一名销售人员透露，中国知网的总体覆盖率比万方、维普好很多，而且对高校的覆盖率要大于对企业的覆盖率。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赵世林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该校的一组数据：2015年该校师生在中国知网的总点击量有370多万次，下载量将近200万次，是学校数据库中使用率最高的中文数据库。

与高校的博弈

工商资料显示，2014年电子杂志社变更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同时也变更了企业性质，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关于知网涨价幅度过高的新闻开始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对此，同方知网一位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知网并没有所谓的定价规则，每年的定价是根据当年文献量，包括优先出版、核心资源、独家资源等等而定，同时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版权问题等。文献多了，价格自然上浮，如果文献量下降，价格还会同比去年下降。”

事实上，中国知网的报价一直年年上涨。从2013年底开始，云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高校图工委”）旗下所属的近十所省属重点高校，都停用了知网。当时代表云南大学与知网联合谈判的原图书馆馆长万永林曾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云南大学作为综合类大学，知网的所有数据库几乎都需要购买。2014年知网对云南大学的报价一下从原来的40万提高至70万，图书馆不得已暂时停用了知网。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赵世林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此前由云南高校图工委牵头与中国知网的联采谈判屡屡受挫，“第一轮我们学校报的是45万，但对方却要到了65万的高价。”

赵世林所说的“联采”，是指由云南高校图工委根据在校学生人数、学校类别、读者使用情况等因素，定一个协议价。赵世林举例说：“比如3万人以内的本科院校只能售卖到多少钱，不能超出。”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知网强烈反对这种形式的谈判，“谈了三四轮，价格还是不下来，最后谈崩了。”

然而暂停了中国知网，高校师生查阅资料变得极为不便。从2015年开始，云南多所高校迫于师生需求的压力，陆续各自和知网进行重新谈判，再次购买了“中国知网”的使用权。

最终，云南民族大学以48万的价格妥协。赵世林介绍，“这个费用包括所有在校师生端口，以及50个免费端口，而每年毕业季对论文查重时，反学术不端检测系统需要另行付费。”

不过，在他看来，这个价格的使用效益一点也不亏，“资源快捷方便、权威，服务也好，根据我们学校使用的情况，平均单篇下载只要2毛钱。”赵世林说，学校已经不和万方合作了，“与维普还保留有一些合作，每年采购的费用只有两三万。”不久前，他又准备与知网续签合同，已经向学校递交了采购报告。

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发布了知网停用的通知。武汉理工大学对此解释：“由于续订价格涨价离谱，我校与中国知网公司的谈判非常艰难。”此外，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称，2000年以来CNKI公司对该校的报价，每年涨幅都超过10%，从2010年到2016年的报价涨幅为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但在1月22日，武汉理工大学又重新订购并恢复开通中国知网数据。

在与中国知网进行的价格战中，败下来的往往是高校一方。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赵占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知网的优势就是掌握了核心的版权资源，或者把绝大部分期刊的版权资源都买断了。中国知网如果没有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地不断涨价，有可能会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

但在上述同方知网经理看来，很多时候，公众偏执地认为价格是一个公司的抨击点，但是忽略了知网在数据库行业所起到的示范和规范作用，“现在和我们一样的厂商，能说自己版权没有问题的屈指可数。”

“价格只是表象”

中国知网到底如何对高校开口涨价，曾经代表云南高校与知网谈判的几位人士都表示不愿意透露更多当年的细节。

云南高校图工委副主任、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徐天茂说：“这里面不仅是价格因素，具体的原因比较敏感，不好多谈。”云南当地另一所高校原图书馆馆长则说：“价格只是一个表象，其实背后是知识产权的问题。”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知网的确一直被诟病。2010年，深圳律师潘翔偶然发现自己大学时代发表的论文被知网收录，只要付费，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随后，潘翔以侵犯著作权为由，把中国知网及关联单位告上了法庭。时隔六年，潘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时撤诉了，对于为什么撤诉他也不愿多说。

这些年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也陆续收到很多会员和作者的投诉，称知网未经许可收录其文章且未支付报酬。目前统计已超过200人，涉及3万多篇文章。今年3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曾与知网沟通，双方商定协商解决侵权投诉问题。5月底，按照知网的要求，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向知网提供了部分投诉名单以及文章信息，目前正在等待知网的进一步回应。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助理罗向京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知网自称，“所有收录文献均已获得期刊授权，其作者稿酬也已通过相关期刊支付”，但是许多作者都曾表示疑问：期刊能够代表作者进行授权吗？

简单理解，期刊杂志等内容提供方是“中国知网”的上游，其下游是高校、政府机构、公共图书馆、企业等。“期刊杂志的文章都是给数据商免费使用，数据库却是要卖钱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原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国内一方面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另一方面也没有商业利益的观念。

国内学术界面临的现实是：很多作者需要花钱才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在中国高校中，学生为了毕业、评奖学金，教师为了评职称，都会想办法在期刊上花钱发文章。“每年的10月是一个节点，开学之后评奖学金和职称就看10月之前发表了多少文章。”南开大学一位硕士研究生说。

曾在学术期刊工作过的罗向京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目前国内多数期刊只是在封面或者封底不起眼的位置做一个声明，要求作者默认在投稿的同时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也给期刊。这种声明在法律上的效力一直有很大争议。随着版权意识的提升，少数期刊或出版单位近年来开始与作者签署一对一的协议，要求作者转让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大部分期刊还做不到这一点。”

另外，在2001年著作权法正式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前，大部分期刊连所谓的“版权声明”都付之阙如。“因此2001年之前出版的期刊所收录的文章，信息网络传播权无疑是在作者这边。对这部分文章，知网是否获得授权，获得授权的途径如何，还需要知网进一步披露。”罗向京说。

“电子版权也叫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版权的一种。具体的费用没啥标准，完全是市场化来衡量。”赵占领说。

罗向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知网每年会跟期刊结算稿酬，按照她所了解到的几家期刊的情况，一年出12本的普通刊物最终得到的稿费也只有几千元，而且多数情况下稿费是留在编辑部了。

《知识产权》期刊编辑部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给作者的稿费里包括了电子版权使用费，主要根据作者以往的下载量和点击量情况来分配，并没有统一的计算标准。

“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杂志社做了这样的声明（投稿默认将电子版权交给期刊）以后，它真的给作者增加了报酬吗？还是跟原来给的报酬一样。这就像一笔糊涂账。”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系主任韦之认为，在期刊和作者之间，期刊占据主导地位，作者能够积极主张自己利益的机会非常少。

对于期刊而言，网络传播却是一种大势所趋。一位接近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评选刊物是否为核心刊物时，电子转载率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天津市新闻出版局《期刊质量综合评估情况总结》中写着：“数字化程度可以反映多媒体融合时代期刊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能力，体现着期刊对未来的传播市场的前瞻性占有实力。”

越多的人抵制越容易成功

将作者知识资源聚合在一起的平台并非只有知网一家，还有维普和万方等数据库。

一位理工科用户在网络上留言说：“CNKI比维普的库更全面，尤其是独有的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CNKI的引文数据也更好。维普的高级检索比CNKI好，可以自由筛选期刊等级、EI、核心等等。”另一位用户在比较中国知网和万方时说：“更喜欢CNKI，资源更全，数据较快。”

“高校买数据库就跟买书一样。数据库方便检索，数据较全，与纸本一样都是图书馆的资源。”在复旦大学原图书馆馆长葛剑雄看来，数据库本身是一个商业产品，涨价和抵制的本质其实都是商业行为——为了得到更好的价格。

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数据库的商品性质。葛剑雄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长时，一位领导就问过他：“你们的数据库为什么不向公众开放？”也有复旦的毕业生提出：“为何不能继续使用母校的账号下载论文？”

“从技术上来讲他们用数据库没什么问题。这实际是一个商业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是知识产权。”葛剑雄说，有一年他也对图书馆某些产品停止付费了，“对方就像敲诈一样，涨幅太高。过了两年，我们经过谈判，又恢复使用了。”

一位高校图书馆负责人透露，现在各图书馆购买数据库的经费比例越来越高，许多图书馆40%的经费都会花在购买数据库上，并且订购具有延续性，“如果明年停了，就接不上了，所以他们就有恃无恐地老涨价，就是知道你们离不开我。”

不光中国数据库不断提高要价，外国数据库也一样。葛剑雄经历过多次抵制数据库的事件，根据他的经验，越多的人抵制越容易成功。曾经一个外国数据库提供商涨价幅度很高，并且提出原来卖给中国的价格比较低，要一步到位跟国际持平。葛剑雄记得，“当时全国高校图书馆一起联合抵制，最后经过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有时候抵制也不那么顺利。有一年葛剑雄和其他学校联合抵制一个数据库，供货商通过种种手段来干扰，有的通过校长施加压力，甚至通过某位院士，“最后就剩下我们两家了，其他都退出了，我们也抵制不了了。”

“广大作者贡献了知识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版权回报，知网却利用作者创作的作品进行商业运作进而盈利，这就有失公平。”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助理罗向京看来，“这种商业运作模式，对创新源头缺乏尊重，对作者的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损害了期刊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