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以降，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国内政局动荡导致中国文化渐成衰落之势。面对西方文化，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用看似区别实则异曲同工的思想文化为中国寻找出路。中国本位文化观的出现是在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下，在特殊历史时期为恢复民族自信心，摆正新文化运动以来偏激的“全盘西化”观点而提出的。其引发的论战又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三个时期对“中国本位文化”这一思想的演进进行分析，以期从不同视角了解“中国本位文化”，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

一、前言

    柯林伍德认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历史史实，倒不如说是历史事实背后的一系列思想活动”。而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把思想文化史看作为“画龙点睛之笔”。思想文化史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形态，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1840年，中国国门在鸦片战争被列強以武力強行打开。从南京到北京的一份份不平等条约；从太平战乱到甲午惨败，再到庚子赔款；从军阀混战到八年抗战。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以降，在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都处于主权沦丧、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一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民族困顿与危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步向了屈辱的近代。然而，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一代代有识之士开始力挽狂澜，不断地为中国探寻一条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

在此艰难困局之中，中国的学术氛围却愈发浓烈。中国文人自古便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道德理想，从党锢之祸再到东林党议，以及历史上的各股清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匡救政俗、家国一体，为国为民的朴素情怀和使命感。而在近代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面对艰难险阻，在忧患意识的激励下奋发图强，开创了近代中国学术的辉煌局面。也正是在这一动荡时期，思想文化层面开始走向变革，向西方学习，探索前进道路。但是，如何正确认识西方文化，近代中国，和中国人经历的是一个漫長而复杂的过程。从最初林则徐面对“华夷之辩”下的天朝上国心态，主张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中以“中体西用”式学习西方器物，再到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学习西方制度，以及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西化”式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整个近代，就是一个西学东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可是否意味着否定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而言，究竟是否适用？是否能改变中华危局，使得民族富强？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近代国人为此争论不休。正是基于此，中国本位文化这一论述应运而生。

中国本位文化。即是以中国为主体，即中国社会以及中华民族为核心，为第一位的文化。其得名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就是后来学界著名的“十教授宣言”。“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这篇宣言发表于1935年，其中表达了对西方文化应有一种科学的，辩证的，对中国各方面有益的认识态度。即立足于一定时期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向西方学习，但对于西方文化不盲目推崇，不盲目运用。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是在面对西方文化长年累月强烈冲击而出现的一种深刻反思，以及重新整合两种不同文化的一种勇敢尝试，也是一种一切从中国实际的出发的务实态度。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态度并不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突然出现的。而早在19世纪60年代，从“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提出中，就已见雏形。

二、张之洞“中体西用”与“中国本位文化”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本位文化思想的开始。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面对晚清大变之局，作为清廷著名官僚，张之洞在其所著的《劝学篇》中，将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概论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具体表述为：“中学”是指以传统的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从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类自然科学知识，器械；以及今人所熟知的一系列运用在商务、教育、万国公法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它主张学习和采用西方坚船利炮、开山采矿，修铁路通火车以及铺设电报等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还有各种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方法，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思想启蒙。以其能够达到自强求富，挽救统治危机的目的。

这是“中国本位文化”思想产生最初的雏形。希望能够利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社会，以期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这种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一味排斥西方文化的情况下有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先进科学以及开放改变的重要性，且对于当时冲破封建顽固势力在思想层面的阻碍，能够顺利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并在后期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等的近代化。还有对新式教育思维，新式学堂的建设都发挥了积极影响。但其局限也十分明显，其观点带有“华夷之辨”的一分为二中西泾渭分明的片面化认识。且其认为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这一西用。认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更为高级，更为超脱物欲，以能更好地满足精神需求。所以，在这样的思想下，将中西文明人为刻意地分出高下，认为两者是不平等的。因此，必须以中国的伦常名教，精神文明为根本，借以西方的船舰利炮等“器物”来富强国家，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此观点和我国传统的文化保守心理十分契合，所以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期，此观点仍有市场。如张君劢就曾言：“自从孔孟时期一直到宋元明的那些理学家，都侧重于修养内心生活，得出的结果为精神文明。欧洲三百年以来，都侧重于以人力去支配自然界，所以其得出的结果为物质文明。”

张之洞生活的时期是中国近代最为震荡的年代，天朝上国的恢宏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化为云烟，八旗绿营无法抗衡英法联军的长枪利舰。《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清政府不断用关税、领土、赔款等政治经济特权将主权拱手让人，却只能暂时满足列强的胃口，国内农民战争也进入了低潮，“中外和局”形成。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清廷地方大员在“华洋会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长枪利炮，铁甲坚船的巨大威力。对家国民族前途及命运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自省，并开始走向师夷长技的道路。但他们的阶级身份局限了他们必须要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目的。且张之洞将《劝学篇》进呈御览时，正是在1898年维新变法的高潮中，不免有与康、梁划清界限，有借学术分歧而自保之意。而在当时的时代条件限制下，其对西方也不够了解和深入，只能通过少数官派留学生和来华传教士的描述来认识西方，无法真正领略西方文明。我们无法跳出时代来评论历史人物。因此，对张之洞的局限我认为是可以“同情之理解”的，并且他和他同时代人所提出的思想，创办的工业，其目的都是希望中国摆脱危局，走向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