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社会生活，重现人类文明史，并对文化进程予以解释。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口数量规模的变化深远影响了社会发展，是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史前社会的人口问题是利用考古资料复原史前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人口数量规模即是反映社会单位规模和各种社会之间结构关系的重要素材^[1]。由于以前做工作时不注意或客观困难无法收集人口数量规模等方面的资料，无法用考古资料来复原史前社会的人口数量规模，丧失了从人口数量规模来探讨史前社会复杂化和国家文明起源的途径。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考古学理论和方法逐渐传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变由只关注“物”的研究，到更多的研究“人”，透过“人”的研究来试图解释社会复杂化问题，有的学者利用考古资料来复原某一社会单位或者某一文化阶段具体遗址人口数量规模，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这些理论方法综合，对区域性人口数量规模做了有意义的探讨，并试图找出适合中国史前人口数量规模研究的具体方法。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八十年代才开始传入国内的史前人口考古理论和方法时间并不长，加之种种客观条件，所以史前人口数量规模分析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方法。

本文试图将国内分析研究史前人口数量规模的研究过程做一总结，将其研究理论和方法做一个概括和分类，并试图找出适合中国考古学人口数量规模分析的方法。由于史前考古资料的多样性，所以在具体分析时研究方法也是多样的。我们在推算人口数量规模时应该注意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多种量化统计结果，确使研究成果无限接近史前真实人口数量规模。

中国史前人口数量规模研究大致以公元2000年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严文明先生对横阵墓地范围及墓葬分期的基础上，对横阵墓地的人口数量进行的研究^[2]为发端，国内学界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赵春青先生通过分析姜寨一期墓地，探讨姜寨一期居民的人口结构、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形态^[3]；朱乃诚先生分析半坡类型早期居民的人口状况，之后又对龙岗寺、元君庙、姜寨三处墓地的人口状况进行探讨^[4]；郭凡先生利用聚落资料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的相对人口数量^[5]。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主要为利用墓地和聚落资料对单个墓地遗址或聚落人口数量规模做探讨和研究，下面介绍利用这两种资料的具体研究方法：

• 墓地资料研究方法

墓葬资料研究方法在推算史前人口数量规模中开展较早，国外豪尔维斯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采用墓葬资料来推算史前人口数量规模，其采用的计算方式是P=M×N×A/L（M为墓葬总数，N为死亡人口总数，A为死亡人口平均年龄，L为所占时间），但是其是根据印第安墓葬资料推算出来的，其方法是否适用于国内史前人口数量规模研究还有待研究，目前国内还未有采用这一计算方式的研究成果。国内利用墓葬资料开展研究较多采用的是静止的人口模式，即假定当时社会单位的人口每年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是相等的，从而人口总数长期保持不变^[6]。这样社会单位的总人数永远等于年出生人数与平均寿命之乘积，而年出生人数与年死亡人数相等，所以一个单位的总人数也永远等于年死亡人数与平均寿命之乘积。此计算公式为P=A·D/T（P为年均人口数，D为墓地总死亡人数，A为平均年龄，T为墓地延续的时间），目前朱乃诚先生^[7]、王建华先生等采用的是此种计算方法，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辛怡华先生的计算公式为P·m·T=D（P为人口规模，即日常生活人口数，m为死亡率，T代表墓地延续时间，D为墓地总死亡人数） ^[8]。这两种计算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m等于从墓葬资料来分析史前人口的数量，虽然在国内应用比较多，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完善，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并没有囊括进去。另外受制于多种因素，现在通过考古发掘的墓葬多数只是原有墓地的一部分，而原有的墓地也不一定就是完整的，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墓葬大多受到后世的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破坏。另外史前人类死后是否全部埋入同一墓地或者是否都葬入墓地还需进一步分析，还有一些特殊因素需要考虑，比如战争中大量死亡的士卒就没有被葬入国家墓地，而是就地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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