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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危机》摘录之中译及翻译报告-知网论文查重数据库

时间:2016-10-09 11:00:00 编辑:知网 阅读:

 摘  要

 

本文是一篇翻译项目报告。知网论文查重数据库翻译项目原文为Jacob Park,Ken Conca and Matthias Finger三位作者共同编撰的《全球环境治理危机》(The Crisis of Global Environment)一文。译者从中选取第六章节进行翻译,选文主要讨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治理的相关问题。该翻译报告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翻译材料,并简要介绍了此次翻译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市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锻炼译者的翻译能力,提高语言水平;第二部分是翻译研究背景,包括准备过程和选文分析;第三部分主要介绍该项目所运用的翻译理论,即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和交际翻译理论;第四部分阐述了翻译难点和翻译技巧,第四部分阐述了翻译难点和翻译技巧,通过举例说明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原文语言严谨,出现较多的专业语言和专业词汇,句式结构也较为复杂。第五部分是对翻译报告的总结,综述了翻译实践中的问题以及翻译的经验,并指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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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危机

作者:亨利•埃瑟尔兰德

布伦特兰委员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人们渴望在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折中的办法。委员会报告提出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既支持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赞同符合北方国家利益的技术革新。很显然,南、北国家之间的相互让步,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需要解决,即:决定经济发展规模的大小,关于这个问题在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的辩论中曾有所提及。20世纪70年代,人们提出限制经济发展速度这一解决方法, 与之相反,20世纪80年代则提出既要解决环境问题,又要发展经济,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国际政治组织,以及战后30年来引领经济发展的经济集团正在商讨折中的办法。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是在扩大盈利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的,环境问题不应该成为扩大盈利的道路上的阻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个理由,为了使企业保持盈利,提出了两个强有力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通过经济增长来扩大南半球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关系。第二个观点是在新兴技术和更高效的技术方面进行投资。

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取得了一些重要而具体的成果。尽管形式不一样,但是这些成果与技术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基因信息被包装成商品,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为了应对这一新市场的诞生,《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了与之相关的新的规章制度。这里主要讨论在有计划地开采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如何分配获取自然资源的权利和机会。为了应对这一可能出现的新的市场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例,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框架。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公约》中,预期的技术革新与目前盈利指标存在差异。事实上,当前能量矩阵为了能够在“投入大量的资金”来保护全球气候,忽视利益指标。岌岌可危的政治决策隐隐透露出经济行为与当前能量矩阵密切相关。美国就气候变化这一现象的立场表明,传统的经济力量已经逐渐强大,即使为了全球环境利益而牺牲利润,它也能从容应对。这两个公约的例子似乎证明,从一开始,人们既希望经济自由化,又希望制定国际环境政策,利用非正统的方法来限制经济理性。

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其本身的定义而言,是指南、北国家之间的任务分工。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环境危机,并认为这一办法是可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理念既支持经济增长,又赋予了环境保护科技化的特点。然而,规模更大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了另外一些焦点,例如:财务转移、国际援助、债务减少以及能量矩阵的变化。原则上,这些焦点与市场扩张和资本积累存在冲突。而且,这些焦点很难转化为营销术语和盈利逻辑。但是,这些焦点是基于公正这一概念而确立的,从而解释加剧国际社会和环境的不平等的复杂的原因。

对于许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而言,他们的观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关心社会和环境问题,企图传播不平等和环境恶化信息,而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后,联合国论坛反对这些做法。但是事与愿违,自1992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与之无关的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所谓的“生态现代化”的战略计划,就是通过将焦点放在适应技术的发展,歌颂市场经济,深信合作与政治共识上,设想在现有的制度上内化环境问题。为了支撑这一战略计划,出现了大融合的趋势。通过这种方式,环保已被解读为现代化的进程的延伸。然而,随着上级部门,即多边机构的官僚们和主要机构的战略家们,对生态现代化的理念和制度化的传播,从社会底层发展出了又一个具有干扰性的联盟,他们通过新的理论框架,将环境与公平相联系起来。环境应为市场服务,然而许多因“环境公平”而引发的社会运动却与之相反,这些运动经验表明不公平的根源与环境恶化的根源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雅图世贸组织示威游行和世界社会论坛活动中,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它们的逻辑是相互兼容的,结构是相互联系的,元素是不可分离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全球化过程中,集中对于原料与货币资源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这一行为得到推进,但这一行动也是社会和环境不公平现象的基础。在那些维护市场和维护正义的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主要是围绕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而这两个影响逐渐成为相互对立的观点。

 

可持续性辩论与市场议程

 

自从环境问题提升到国际公共议程上来,它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从而导致两种不截然不同的行动。第一种思维方式强调要减少物质和能量的浪费,宣传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持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使地球开采资源的活动更高效。后续的努力都集中在寻找经济发展方式。这些方法被应用到实践中,然而,其结果的本质不予讨论。换句话说,就其开发项目本身而言,不存在其他的推测。通过效率革新节约物质和能量,这一方法被及时提出。

第二种思维模式是生态反映发展:怎样的结果会证明社会占用的环境空间正日益扩大呢?如果地球资源有限,我们应不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占用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会被用来制造致命的导弹,还是为穷人们提供食物?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发展的本质开始受到质疑。从这个观点出发,当然应该使用有限的生物圈资源,但是要达到合法的目的,就要通过一个民主性的辩论,并将其与人们的生活相结合起来。是讨论目的还是只寻找发展的方法?生态问题对于那些深感自身要为社会的未来负责的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将视线转向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可以见证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文化的生态主义的诞生,这一生态主义批判了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系统性的消费主义观念。然而,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为环保事业进行经济拨款。经过三十年的所谓“福特主义”式的增长,罗马俱乐部指出必须限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一分析并未就潜在的发展意义提出质疑。虽然反传统文化的生态主义暂时被追求和平的形式所接受,但是紧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能源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经济主

义的观点暂时失去了其发展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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